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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中日围棋交流
编辑日期: 2012-07-05 来源:互联网 阅读次数:1038 次 [关闭]

  中日两国棋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,但真正具有相当规模和录存大量棋谱的交流,则始于我国围棋相当落后的清朝末年。在此后的七十余年,为了缩短由历史造成的中日围棋水平的巨大差距,探索和引进先进的围棋技术,我国棋手曾作出长期的不懈努力。我想,只有纵观中日围棋交流的历史过程,给予围棋界前辈棋手以恰当的评价,才能深刻体会今日逐渐展开的“中日围棋对抗时代”是怎样的来之不易。

 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,早在南北朝时,围棋衣传入日本,并在那里发展起来。相传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随员中,衣有伴小胜雄、伴须贺雄等知名棋手。约在公元701年,日本僧人辩正入唐,因擅长围棋,被尚未登基的李隆基(即唐玄宗)屡次召见。日本吉备真备留学唐朝19年,传说他曾与唐朝围棋名手玄东对局。后来日本镰仓时期(约13世纪初)画家便据此绘制了《吉备公入唐图》。此图与日本奈良正仓院古棋盘(相传为8世纪时日本圣武天皇之遗物)同为日本之国宝,曾被许多围棋书刊、辞典引用转载。至晚唐宣宗时(约9世纪中期),又有我国棋待诏顾师言以三十三着“镇神头”击败“日本国王子”的记载。这类轶闻,虽难以确证,但就唐代中日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的情况来分析,当时两国棋手相互切磋棋艺的机缘,应该是不少的。

  明朝弘治年间(1488--1505),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虚中前来我国杭州定居。虚中之棋艺,在当时颇负盛誉,他着有《决胜图》二卷,可惜很早便已散失。到明嘉靖三年(1524)文士林应龙编了一部《适情录》,自称其中有384图是根据虚中《决胜图》演绎而来成的。其实,林应龙不过是个水平很低的“五品”(即国手让三、四子)棋手,《适情录》中的384图,内容驳杂,亦不甚高妙。因此,他的着作是否忠实反映虚中的棋艺,抑或出于假托,现已很难判断。但由《适情录》一书,亦可证明500年前的日本棋手,衣具有可观的实力和名望。

  约17世纪初期,日本刊印了我国元代围棋名着《玄玄棋经》。《玄玄棋经》中的死活题构思精巧,具有实用价值。当时日本棋手正是通过这些死活问题推断中国棋手的水平肯定不弱。他们还从琉球棋手处间接了解到中国棋界的一些情况。可是,当时日本正处于幕府当政推行闭关政策的专制时代,棋界人士没有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国高手作正式较量的建议。围棋竞赛必有胜负,胜固欣然,但万一败北,便会挫伤幕府之威信,后果不堪设想。日本近代棋史家认为,这可能是双方棋界数百年不公开交往的原因之一。

  至19世纪中期,被誉为日本棋界”古今屈指可数的英杰“的十一世井上因硕(即幻庵因硕)与本因坊家争夺棋界霸权失败后,他从长崎商人处听说中国国手周小松棋艺高超,不禁跃跃欲试,一则想以棋会友,二则想借鉴围棋故乡的技艺,以谋另创事业。因此,幻庵因硕不顾当时幕府严禁船舶出口的锁港政策,率弟子三上豪山秘密架舟来华,不料被陡起的海上风暴所阻,只得折返。这样,中日围棋交流又推迟了50多年。

  围棋在旧中国虽有“四大艺术”之一的美称,其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民间棋手的经济收入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。棋手除了弈指导棋、传授弟子外,收入主要依靠观棋者(大部分是显宦、富商和上层文人)的“帮彩”和“赌彩”(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棋手独特的胜负观)。在清初“升平盛世”时期,棋手生活尚较稳定,棋风较盛,名手辈出。可是到了动荡岁月,围棋界便不可

避免地受到冲击。我国围棋大抵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,至鸦片战争后,更是每况愈下,后继乏人。1891年秋,我国封建时代最后一名国手周小松去世,棋界只剩下二、三流棋手,显得凋敝不堪。然而在棋界人士的心目中,却依然抱定围棋创自中华,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,以为国外的围棋水平总不能与中国相比。晚清时期,虽也有少量日本和琉球的围棋古谱传入,但并没有人去作深入的研究,这些棋谱只是满足了部分藏书家的藏书癖好,被束之高阁而已。

  反观日本围棋界的情况,却大不相同。早在16世纪末期,丰臣秀吉任关白(相当于宰相)时,已开始茨棋手俸禄。到了德川家康袭“征夷大将军”后,便进一步给予棋手世袭俸禄,并建立了“棋所”制度。由于当政者酷爱围棋,给予经济支持,棋手生活有保障,围棋活动蓬勃发展,此时产生了本因坊、井上、安井、林四大棋家。加以每年举行“御城棋”等重要比赛,许多棋手潜心钻研棋艺。重大比赛时,群雄角逐,呕心沥血,力争多胜,以求得在棋界占有较高的席位。这种多组织、多流派、互相竞争、彼此促进的现象,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近代。

  分析中日两国棋界状况,可以看出,旧日本对围棋的重视程度,远远超过了旧中国。日本四大棋家的棋手长期处于类似现代专业棋手的环境中,而旧中国的棋手却连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。在日本,围棋被奉为国技,在人们心目中,围棋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,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博的事业。而旧中国,围棋仅是上层阶级点缀生活的娱乐和游戏,棋手的社会地位与算命占卜者相差无几。由于历史原因,中日两国棋界虽然长期没有正式交往,彼此对实情也缺乏了解,一切都还在朦胧之中。但这一掩盖真相的帷幕,终究有被揭开的一天。

  光绪末年(月1906--1909),北洋军阀段祺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。段氏生平酷爱围棋,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,段氏与日本人下围棋经常取胜,因此产生了日本围棋不行的印象。

  就在此时,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,为段祺瑞留住,中岛战胜了段,观弈的日本人乘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,双方争论不休。段祺瑞因自己不是敌手,便从北京请来几位围棋高手,将中岛击败。但据说仅仅过了一个多月,中岛棋艺猛进,接近专业初段水平,使几位中国棋手都感到难以对付。于是段祺瑞又邀请两位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棋手张乐山、汪云峰前来助战。

  张乐山,合肥人,工书画,曾任职山东某县县令,嗜棋如命,一日与客对弈,有钦差过境,竟忘了迎接,被罢了官。后从英星垣学弈,在北方颇负盛誉,但以一生未与周小松对弈为憾事。当上海名手设擂台每局棋索五银圆时,张来沪时每局要十银圆,可见其声望高于南方名手。汪云峰,一作耘丰,名富,北京人。早年学弈于名手刘云峰。汪多才多艺,对局落子如飞,擅长乱战,平生对局极多。现代名家如刘棣怀、金亚贤、崔云趾、汪振雄、王幼宸、吴清源等早年均受其指导。

  张、汪两人来到保定后,经几度交锋,使中岛无法抵挡。

  1909年至1910年间,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(当时四段)来中国旅游,顺道至保定拜访中岛。中岛见到高部,真是喜出望外,就问他:“段祺瑞身边最近来了中国最强的棋手,您是否愿意一试高下?”高部欣然应允。于是高部被引见给段氏,并分别与张、汪对垒。起初是分先对弈,高部的棋艺使张、汪束手无策,节节败退,最后一律被高部让二子,而段祺瑞则被让五子(后来段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,权势熏灼,高部顺情减为让二、三子)。至此,段氏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围棋水平确实不如日本,并愿意向高部学

棋。但段氏深信高部如此厉害,必是日本最强的棋手。当高部谈到日本、还有能让他二子的“本因坊”时,段氏及其身边的中国棋手都表示怀疑,认为高部故作惊人之谈。以后,当高部缕述日本围棋的历史、各派棋家的兴衰,情状真切,凿凿有据,方知其言非虚。

  后来,段祺瑞向其棋友杨士琦(当时任商部右侍郎驻沪帮办电政大臣)介绍了高部情况。1911年早春,杨士琦奉使江南,召集南方围棋名手在南京与高部交锋。中国南北高手的水平本来相差无几,结果南方名手王彦卿、陈子俊等均被高部让到二子。中日围棋水平如此悬殊,使两国棋界为之震惊。

  1910年下半年,南京开办由清末官商合办的博览会“南洋劝业会”,高部又应邀来到南京。据黄铭功《棋国阳秋》记载:当时南方名手范楚卿等各与高部对局,开始受先,均大败。被高部让二子,仍败。接着棋界耆宿丁礼民(当时年已74岁)“勉与(高部)对局,受二子二局,一胜一负。”

  10月,高部道平又在南京杨士琦府邸“韬园”让张乐山二子对局,高部又以三子半获胜。此间,高部与张乐山先后下了七十二局(一说八十余局),张仅胜十三局。张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手,成绩尚且如此,其他棋手的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  经过几番较量,我国棋界如大梦之初醒,才知道长期固步自封带来了怎样的后果,向国外学习先进的围棋理论和技术,已经刻不容缓。尽管围棋只是一门“小道”,但在上层--特别是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中,却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,枰场的屡战屡败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落后和腐朽,改变这种状况,已经势在必行了。

  约1913年,高部一度返回日本,并晋升为五段。此后他又来到中国,先后历游东北、北京、青岛、济南、南京、上海,留居中国前后达17年之久。据1928年《新闻报》副刊“快活林”记叙,高部道平除与张乐山、汪云峰多次对局外,与名手顾水如、吴祥麟、潘朗东让二、三子都不下百局。我国知名棋手如丁礼民、范楚卿、王彦卿、伊耀卿、陈子俊、姜鸣皋、何星书、王子晏、朱叔庄、王幼宸、林新猛等都先后受到他的指导。与高部有来往的上层人物除段祺瑞、俊良父子外,被他让三、四子的还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张静江。而张静江之弟张澹如与高部弈棋尤多。高部早期在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《问秋吟社弈评》(1917年版)一书,在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《中日围棋对局》(1919年版),另有部分对局发表在报刊的“围棋栏”中。估计未公开发表的对局尚有十之七八。在介绍日本围棋的先进技术、推动中国进行废除传统座子的重大革新方面,高部道平实有开山之功。

  辛亥革命后,迫于舆论的压力,不少报刊如《时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、《生报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商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申报》、《前线日报》、《新春秋》、《民权素》、《艺观》等都曾一度发表围棋动态或介绍围棋知识或翻译日本专着。有关日本围棋谱如《日本第一国手围棋谱》(道策对局)、《新桃花泉》、《日本国手丈和弈谱》(即《国技观光》)、《布局详解》、《围棋布局研究》、《东瀛围棋精华》等相继问世。这类报刊把中日棋界实况公诸于众,并呼吁当时政府提倡围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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